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"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"。五年来，新型智库建设进程恰好也伴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进程。当前，国内全面深化改革的环境与国际复杂的大国博弈的状况，都提醒着中国智库水平提升的重要性与紧迫度。对于每一位智库从业者而言，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全面把握决策层与智库界的互动规律，在"时、度、效"上真抓实干，才能真正不辜负这个"最好的时代"。
中国决策层越来越需要智库
中国各层决策者极需要智库的帮助与建言。可以说，这种需求度是空前的。这主要缘于几个方面。
一是网络时代纷繁复杂的舆情决定了决策层需要强化与智库的互动。当下，在中国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重大决策话题能够逃出网民关注与网络热议。8亿中国网民，几乎覆盖所有具有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。他们人人拥有智能手机。自媒体工具也使得每一个普通民众都能对相关话题展开评论。中国不能像政治极化、党争恶化的美国那样，对改革对象久拖不决，而是需要有更多方方面面的智库专家，发挥各自专长，向决策者提供更充分与全面的咨询建议，以便决策者能够站在广大群众的公共利益角度，以符合最大公约数的办法，推动政策的出台、执行并见效。智库如何了解社会实情，进而向决策层建言；如何直面大众意见，进而引导社会舆论，变得异常重要。此时，智库学者更应该站在中间位置，充当政府与社会的真诚沟通者。
二是日益综合多元的现实难题决定了决策层需要征求智库专业意见。在互联网2.0时代，中国社会已深层互嵌为一体，任何重大问题的决策都有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决策不再是拍脑瓜就能轻易做成、做好的事情。一个科学决策的过程需要有充分的前期调研、严谨的中期论证、全面的后期检验。此时，不只是学院派学者，优秀企业家、社会活动人士、领衔行业人士、活跃媒体人士实际上都能扮演广义上的智库角色，为政府的决策提供专业意见。从笔者实践经验看，越来越多的部委咨询会都愿意邀请方方面面的人士，倾听不同领域对同一个问题的专业意见，尤其是那些不为人知的角度与案例，只有这样，政府才能尽可能避免决策偏差与不必要的政策失误。此时，智库学者更应该是在某个领域的深度探索者。
三是竞争激烈残酷的大国博弈决定了决策层需要推动智库国际运作。当今世界正处在从未有过之大变局，中国也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到了前所未有的临近时刻，国际变量与中国的互动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态势。这就需要智库的思考维度不只是要统揽国内国外两个大局，更要立足于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进行全球运作与对话。拙作《伐谋：中国智库影响世界之道》中充分论述过，一个顶级的智库需要有全球组织力、国际话语权、世界人脉库。只有站在全球层面上思考与讲述，才能为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治理，为国家深化改革、可持续发展营造有利的国外环境。此时，智库学者更应该像一个在世界行走的公共外交者。
"时、度、效"决定智库影响力
很多时候，在真诚沟通者、深度探索者、公共外交者之间选择一者来当，对多数优秀的智库学者来讲或许并非难事。难在三者兼得。因为三种身份扮演能力的优异程度，尤其是能否恰当把握这三个角色的"时、度、效"，直接决定了智库对决策层的影响力大小。
所谓"时"，就是指智库对内建言与对外发声的沟通时间点。一份好的内参，一定是最及时的那份，不能太早，也不能太晚。太早了，决策层不需要；太晚了，许多人早已建言过了。同样，智库对社会发声也是如此，需要在恰当的时机对社会公众恰当地表达决策者需要的内容。在这方面，智库的敏感性、前瞻性、文字力都是非常重要的。以2018年中国四大主场外交来论，4月博鳌论坛、6月上海合作组织峰会、9月中非合作论坛、11月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都需要智库大量的政策建议与舆论引导，前者一般需要提前一到两个月上报；后者则需要在事件发生当时与之前一周左右。如果错过这些最佳时间点，智库对决策层与社会的影响力都会大大下降。
所谓"度"，就是指智库研究"探密"的深度与广度。在许多时候，智库需要一头扎下去，了解到决策者所看不到的事情本质，还要用脚底板做学问，触及决策者所不能亲历的事件现场。以"一带一路"研究为例，该倡议提出五年来，出现了数以百万计的研究报告、媒体评论与新闻报道，但多数都是浅尝辄止或泛泛而谈，其主要原因是缺乏大量深入到"一带一路"国家尤其是"一带一路"项目本身的调查研究。那些深入到所在国的调研报告，往往会产生最有说服力的决策咨询效果。
所谓"效"，就是指智库要有能让受众接受的叙述效果。无论是决策者，还是社会公众，或者国际友人，都是智库成果（包括内参、公开评论、国际演讲等）的受众。好的效果是检验智库影响力的唯一指标。换句话说，不是得到批示，就是好的内参，批示被执行且执行效果良好，才算是好的内参；不是在大众传媒上发表文章，就算是引导舆论，只有让公众内心接受且广为传播，才能算是舆论引导；不是能到国外去参加论坛或发表外文文章，就是公共外交，只有让国际受众觉得有道理，才能助力中国外交。
加强职业素养 提升决策影响力
要成为一位有较大决策影响力的智库专家，绝大多数中国智库从业者的提升空间还很大。决策部门善待、善管、善用智库；智库学者本身的知识储备、国际视野、外语能力、智商情商等，都是急需改善的方向，也是智库研究者常常呼吁的要点。笔者认为，从智库学者的角度看，当务之急需要提升的方面有三点。
一是决策敏感性。这主要是考验智库学者对决策进程的了解与感知。没有决策敏感度，研究很容易陷入自娱自乐的困境中。对此，智库学者要长期跟踪决策动向，频繁在关键时点发声发文，渐渐进入决策层的咨询视野，进而成为决策咨询圈的常客。
二是社会调研力。光从书本与媒体中来的知识肯定难以满足决策层的需求；只有一个学科的知识储备也难以应对决策论证的要求。智库学者要深入社会实践，做一个社会人，而不只是象牙塔里的知识分子。让知识更多从实践中来，到实践中去，才能让智库产品学以致用。
三是个人美誉度。智库学者不能是临时工种，而是长期工种。受到几次政府咨询邀请，研究报告得到几次批示不足以支撑智库学者的品牌。长期保持在决策层中的美誉度，成为决策层"信得过，想得起，用得上"的人物，正是智库学者的上佳境界。顶级的智库学者，是研究圈金字塔尖的明珠。唯有孜孜以求，才能成就优秀智库学者的家国抱负。（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、丝路学院副院长、教授）
